财务方面，于2021年度、2022年度、2023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人民币2.25亿元、4.7亿元、4.98亿元，复合年均增长率为48.7%。同期，公司年内亏损分别约为人民币4.34亿元、5.88亿元、5.64亿元。
近日，话题不断的投行领域再迎强监管新规。司法部会同财政部、证监会起草了《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聚焦中介机服务中的相关收费问题。对不同中介机构提出特定的监管要求，明确中介机构、发行人、地方人民政府的相关禁止性规定和处罚措施，规定中介机构执业和收费的基本准则。尤其引人注意的是，《规定》明确地方人民政府不得为公司上市给予奖励，违反《规定》给予发行人或者中介机构奖励的，应当予以追回，并由有关机关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众所周知，公司想要在A股上市，必须要通过保荐中介搭桥。券商、律所等保荐中介拥有拟上市企业所不具备的接触监管的机会和经验，同时，又拥有投资者所不了解和掌握的“内幕”。这一信息不对称程度有高有低，在外界看来，保荐中介坐实了专家的“C位”。因而在这一生态中，保荐中介声誉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所保荐公司的优劣程度，选择高声誉保荐中介的公司往往能向市场释放自身“公司质量好”的信号。拟上市公司选择高声誉的保荐中介时，往往会提高IPO过会的成功率。但相应的是，金牌中介一旦助纣为虐，与作假上市公司狼狈为奸，自带的光环自然会令市场受到更大的损失。所以，对此类中介机构的监管也正在逐年加强，例如沪深交易所去年联合发布的《以上市公司质量为导向的保荐机构执业质量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这一评价体系推动保荐机构由注重“可批性”向注重“可投性”转变。而包括中金公司在内的多家保荐中介机构，则已因各类违规事实而受到相关重罚。
事实上，自多年前的“绿大地”欺诈发行案开始，过去不乏维权并获胜的案例。这说明在发行人之外，保荐人、中介机构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造假主导者应被追究高额连带赔偿责任，尤其是“倾家荡产”式的民事赔偿责任，才能真正让投资者利益保护到位，才能真正威慑中介机构及具体经办人员。而注册制改革架构当中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信息披露亦为核心。部分中介机构在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，眼里如果只有自己的收入，收费又与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结果直接挂钩，则极易诱发财务造假、欺诈发行等问题，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、独立客观自然更加谈不上。也就不难理解中介机构制作、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甚至参与实施财务造假、欺诈发行、违规信息披露，来帮助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。从这个角度说，《规定》对相关收费行为的规范，本质上也就是对相关制度的完善。
值得一提的还有，A股上市公司向来也被其所在地方政府看重，从千方百计想办法多几家上市公司，到一旦有退市风险，想方设法不让其退市，已是见怪不怪。本次《规定》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为公司上市配套奖励，甚至对过往部分奖励应予以追回，则直击要害。包括拟上市公司、保荐中介、地方政府在内，应摆脱不正当竞争的囚徒困境。高质量公司能上市融到钱，投资者能赚到钱，投融资两端实现平衡，这样的市场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、才有发展的可能。
文|魏敏期货配资门户